电视台说明
“我知道香港纪录片是被人遗忘的市场,香港纪录片实在太冷门,几乎没有人愿意拍。遇到敏感题材,当事人不愿意接受采访,更随时可能泡汤。中国纪录片也愈来愈难拍,外国经济衰退资助减少,政府支持不用说,故创作人拍来拍去都是很个人的小题材,他们没有很大的支持,探讨较大的课题。”
她认为香港纪录片未达多元化,独立制作人不多,题材有限,生活压力太大,“纪录片制作人需要很大空间,包括生活空间和思考空间,香港afford到昂贵的生活成本。
拍纪录片无疑是杨紫烨的“正职”,但为了生计,不时也要接一些剪接的工作。下一个作品,她正想拍拍香港新一代面对的生存压力、一套讲香港回归二十年的纪录片,也考虑拍一套剧情长片。“我想拍香港,还在搜集资料”。
日光之下,岂无新事?
在北京的这些年她学会了伸张正义也得讲方法,懂走位。在良知呼唤和政治暴力挟持下,她要保持平衡,在翻墙、河蟹之下享受掘出社会问题的乐趣。
处身人满之患的中环,这位游子显得有点不自在,摄影师要求拍照,杨紫烨希望拍摄在老区进行,例如上海滩旧巷那些替人补鞋或者擦鞋的小摊子附近。我不敢相告上海滩早已搬走了,擦鞋老匠也要领牌,中环一日一景,能担任存在的“旧景点”我只想到屹立在雪厂街的煤气灯。
和杨紫烨道别,走在中环的人潮中,突然想起了萧干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节录:“他心中有盏良知的明灯,它时明时暗,却没有熄灭过……”
这语录也是一位奥斯卡得奖导演的生活艺术和创作哲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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